清华大学刑法劳冬燕教授：这次疫情改变了什么？
一、
这个春天，过于不同寻常，注定会为历史所铭记。
突如其来的这场疫情，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的格局，改变我们所身处的社会，依然还看不真切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很多人的生活乃至于人生的样态，已然从此被改变了。
历史只会记得宏大的事件，具体个人在此间所遭遇的悲欢离合，都会被当作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予以忽略，或者是被抽象为简单的数字。历史的洪流中，原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；不过，大历史的记载者，是不太可能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的。
更何况，在我们这个社会，记载者早已习惯仰视的状态，需要平视或是俯视才能看到的芸芸众生，在其观察的视野中，自然会消失不见。
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，包括你我，都不过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。所以，只能选择自己来进行记录，为日后的回忆留下一些资料。
所以，虽然在学术之外写作，于个人职业的发展并无助益，反而可能惹来不大不小的麻烦，我还是想要记录个人经历中的一些东西。生活中毕竟不是只有工作，我们也不是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。
能公开言说的内容越来越少，那就记录一些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，描述一下我观感世界中的变化吧。虽不愿自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，却又似乎不得不接受眼下的局面。
这个春天，一直过的是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往返于家与办公室之间。由于断绝了所有的社会交往，于我而言，今年的春天显得分外不同，也特别地漫长。
我不知道，别人如何看待与感受这次的疫情。我只知道，因为这次疫情，2020年之后的我，与之前的我相比，确是有了一些不同。
谈不上撼动三观。毕竟，人到中年，想要被撼动三观，也是有相当的难度。不过，我的确受到颇大的冲击；这样的冲击，改变了我原有的一些观念。我分明听到有东西崩裂的声音，一些我原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，从此陷于破碎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能切实地感到，内心生长出一些新的种子，让我仍然心存希望。
二、
破碎的东西不少，其中一些关乎我对这个社会的信心。也正因此，在见证疫情中的种种之后，我一度变得情绪化，甚至还说了一些此前从未对学生说过的苛责之语。
我原本以为，国界的开放、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普及，必然伴随一个启蒙化的过程，人们逐渐具备公民的基本素养：懂得固守权利的边界，尊重和而不同的价值，理解国家存在的真正意义。终有一天，这个社会，会涌现对法治与民主已做好准备的国民群体。
然而，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，让我意识到，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，可能错得有些离谱。谁说一切就会理所当然地发生呢？人们变得不缺钱甚至是富足，不代表就学会相应的社会担当；而具备专业上的精深知识，也不等于拥有公民的基本素养。认真想来，原以为自己根本就未予认同的线性历史观，骨子里却还是深受它的影响。
观察我们的教育，在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培养上，其实历来持的是叶公好龙的态度。在言说层面，不断地呼吁学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；在践行层面，却是更加注重服从品质的培养。但凡有敢于独立思考与判断的学生，我们的教育制度，不仅谈不上给予起码的呵护，反而多半会让他/她饱受各式的打击。
严格说来，言说者在倡导之时也未必就不真诚，却终究无法将言说的内容真正予以践行。这可能就是明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鸿沟。
可想而知，长期受这种氛围的熏陶，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与只有小学水平的人员，在很多社会问题的探讨上，两者的档次与水平表现得一模一样，也就变得不难理解。
当然，这可能也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；单从教育入手，估计难以有本质性的改善。在现实社会中，适应潜规则之人往往活得锦团花簇，而信守明规则之人则撞得头破血流。说到底，社会的需求如此，教育也只是顺势而为罢了。
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作为老师，虽然内心特别期待学生能够保持独立、正直与勇敢的品质，却又不免惴惴不安，担心这么教导学生，是否会让他们在社会中变得格格不入，变得无法立足，最终给他们带来重大的伤害。
我原本以为，在公共领域，只要有多元化的声音发出，人们自然会被理性高质量的声音所吸引。不是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？不是常说人是理性的主体吗？有雪亮的眼睛，依靠个人的理性，不难具备相应的辨识能力。所以，公共领域中，理性高质量的声音之胜出，实属理所当然。
然而，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，让我不得不承认，在一个像菜市场那样的广场上发言，最可能被听到的声音，是动静弄得最大的那个；而这样的声音，往往是整个群体中素质较为低劣的人员所发出。因为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像泼皮吵架那样，认为有理就在声高，凭借动静的大小来引得各方的关注，并为自己的音高压过别人而沾沾自喜。
在广场发言的场合，坚持理性说服的人士虽然更可能来自群体中素质较高的阶层，却由于顾着姿态顾着体面，发出的声音显得微弱而势薄。再加上可能遇到拉偏架的，在递给对方扩音器的同时，又限制这一方的发声，这就使得各方力量较量之下的情势，胜负更是一目了然。于是，在广场式的发言中，最终比拼的是，谁的声音更大，谁更善于吵架。
这意味着，在广场中狭路相逢，通常都是声高者胜出，而理性的声音经常几不可闻。除非发言者也愿意拉下脸来，像泼皮一样大叫大嚷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这声音往往也就谈不上理性了。
在连接过度的社会里，由于接触过量的信息，所有远距离的风险，都不免被想象成周边正在现实发生的风险。所以，互联网的时代，夸大风险在所难免，也注定会加剧安全感的匮乏。
对于长久以来本就缺乏安全感的人群而言，更是容易陷于慌乱，将安全当作惟一的诉求。为自身的安全计，其变脸之迅速，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前一刻还在喊加油为人鼓劲，还在高声赞美，后一刻便将对方视作瘟疫，极尽排斥之能事，恨不得让对方从此消失在自己的世界中。
可想而知，在广场上发言，这一类人员发出的集体合声必定最大，也最容易被听到。虽说彼此之间，平时也不见得相处和谐，至少在这一刻，应着对安全的共同诉求而走到了一起。有这样的集体作为同盟军给予支持，摩拳擦掌之间，也难怪高声叫嚷的泼皮，吵起架来更加有恃无恐。在广场上能够取得完胜，自是不出意外。
互联网的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。然而，这次疫情中的各种乱象表明，互联网不仅无法带来开放与启蒙，反而加剧国家之间与人群之间的分裂。
或许，就像一位网友说的那样：有了互联网之后，原本以为可以让许多井底之蛙离开井底，去外面看到大千世界，但不曾想，互联网让更多的井底之蛙相互认识，竟然还获得了认同感，于是，活在井底自得其乐，反而变成一种新时尚。话虽不够中听，却有几分道理。
三、
人到中年，才越来越能读懂鲁迅。在读懂鲁迅的同时，难免多了一些悲凉。总觉得社会就像无底的黑洞一样，将个人的努力吸入其中而毫无回响。所以，有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无力感，陷于失望与沮丧的情绪。
这一次的疫情，由于无处可去，也难得地很少受到干扰；于是，有更多的时间来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
不得不说，尽管早已进入中年人的行列，至少就我而言，其实从未能改掉年轻时冲动而没有耐性的缺点。作为七零后中期出生的一代，我与我的很多同辈人算得是幸运儿，少年时期与那场政治风波擦肩而过。从入读大学开始，又恰好碰上中国社会开始高速发展的阶段。此后至少二十年，整个社会虽说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，但主体的基调是往上走的昂扬态势。
所以，我们习惯了社会的进步，认为进步是理所当然的。从内心来说，很难接受自己所身处的历史阶段，也会有出现停顿或曲折的可能。这使得我们这一代，在心理上不够强韧，容易要么屈服于现实，要么满心地失望。
再加上，我们自小接受的就是四个现代化的教育，将现代化的实现与小康社会的到来，设想得过于美好与顺利成章。所以，太渴望在自己这一代，就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完成国家崛起与社会转型的整个过程。
这使得我们缺乏足够的耐性，甚至有些鲁莽冒进；同时，遇到些许挫折，便容易灰心丧气。其实，回望这个社会近代以来的历史，始终碰到或大或小的曲折，每一代人也都曾遭遇不同的政治风波。无论愿意与否，曲折与风波其实一直是这个社会的常态。相比之下，作为七零后一代，我们所经受的考验，还远没有那么严峻。
如果之前的曲折，这个社会能够最终予以克服，如今遇到的这个，也应该有力量走出来。从内心来说，我惟愿社会的发展不要出现任何的曲折；因为每一次的曲折，都是以无数人的血泪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。然而，从历史的维度来看，发展中的曲折可能终究难以避免，就像生物体的生老病死一样。
这个庞大社会的转型，就像一艘巨无霸的大船需要转换方向一样，船上的人们急不可耐或是一味讨巧，可能都无助于船的顺利行进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让自己多一些耐性，多下一些笨功夫，让曲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尽量小一些。为此，我们应当有自己的担当，承担起自己这一代人所应承担的责任。
适逢五四青年节，《后浪》几乎在全网刷频，我也看了何冰所配的这个视频。虽然无论是内容还是配音，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，但老实说，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寄语。
在其中，我分明看到的是，中年一代对青年一代刻意的讨好。动辄唠叨一代不如一代固然招人厌烦，但以一种讨好的姿态，将青年人放在神坛之上，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。因为后一种姿态，实在太过让人熟悉，不就在说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吗？我们每一代人在青年时期，都曾被这样寄予过希望。
这个社会，明明是中年人站在舞台的中央。社会的风雨，自然也应当主要由中年人来承担。在青年节这一天，反思中年人应当如何承担起应有的责任，包括为青年人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环境，无疑要比通过华丽的词藻，重复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的老套寄语，要有意义得多。以讨好的姿态，宣称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，多少有推卸自身责任的嫌疑。
如果我是青年中的一员，也许我会忍不住反问一句：时下站在舞台中央的中年一代，是否有必要认真反思一下，自己有无尽到应有的本分，有无为社会进步做出足够的努力，等到离开舞台中央的那一刻，留给下一代的，是相较之前更为美好也更加公平的社会？
青年一代与中年一代之间，适当的姿态应当是平视，彼此不卑不亢，不压制也不屈膝，并承担起各自应负的责任。中年一代占尽社会资源的优势，理应为扶持青年一代的成长，做出必要的制度上的努力，设法让他们的成长环境好一些，避免很多无谓的折磨或折腾。
就我自己而言，需要认真考虑，是否应当在学术之外做些什么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不觉得，深奥的学术论文少有人能看懂是什么问题，也不认为作者需要去迁就读者的水平。
然而，如果将学术的意义定位在法治的层面，那么，围绕前沿性刑法理论的实务适用做一些普及化的工作，为实务人员更新知识论与方法论提供必要的便利，就至少与精研学术一样地重要。
就法学这个学科而言，学术虽然不必亦步亦趋地追随实务，但学术的确应当对实务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，并从根本上服务于法治实践的改善。
在刑法理论的普及化适用方面，也许可以考虑下点功夫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这算是我对2020年以后的自己，所提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期望。
2020年5月4日
完稿于清华园
